巴人的祖先崇拜和习俗
巴人的图腾。巴人早期以蛇为图腾，到廪君部落后则以虎为图腾。《后汉书》记载廪君死后，魂魄转为白虎，这虽然是神话传说，但反映了巴人是一个崇拜虎的民族。《华阳国志·巴志》也记载了一个传说：战国“秦昭襄王时，白虎为患，自秦、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巴夷朐忍（今重庆云阳县）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白虎常从群虎，瞋恚，尽搏杀群虎，大呴而死”。这段文字反映了廪君族人曾侵扰过秦、蜀、巴、汉地区，被秦昭襄王招募巴地的板楯蛮击败。
习水与善舞。巴人长期依水而居，主要以捕鱼为生。在许多巴人墓葬中，可以发现当时巴人大量用鱼来随葬。在巴人的铜器上，也常常出现鱼的图象。巴人起源于廪君的传说中，务相乘土船而不沉，说明巴人颇识水性。生活在水边的巴人，为防止潮气的侵蚀，其居住的房屋也采用了干栏式样。在重庆市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巴人虎钮 于上，清晰地显露出干栏式房屋的图案。
巴人在沿清江向长江流域的迁徙中，尤其在进入三峡地区后，除了捕鱼习水之外，还开始了农耕生活。他们种植水稻、养殖蚕桑，并有了发达的制陶技术和冶炼技术。他们还凭借着舟楫之便穿梭于峡江地区，进行着以物易物的贸易活动。
巴人善歌舞，春播秋收、婚丧嫁娶、祭祀神灵、占卜问卦等，巴人均要歌之舞之。晋朝左思《蜀都赋》李善注转引三国时何晏语说：“巴子讴歌，相引牵，连手而跳歌也。”这是对巴人群体性载歌载舞的“踏歌”之俗的记载，可见巴地歌舞盛行。
柳叶巴剑征四方
重庆市云阳县是古代巴人的聚居地之一。1961年夏季的一天，云阳县滴翠中学一名年轻的历史教师在当地彭溪河畔的李家坝村附近，偶然得到了一把青铜剑。这把剑的形制像柳树叶，剑体上有一个虎纹图案。专家鉴定后，证实这是典型的巴人器物。2001年，在李家坝村附近，又有了一个重大考古发现——在发掘的巴人墓葬群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兵器，其中又以青铜剑最多，这些剑与1961年发现的青铜剑在形制与纹饰上完全相似，均属于“巴式柳叶剑”。
巴式柳叶剑剑身短，长度多在30-40厘米之间，剑体呈三棱形，握之有力，刺之凶狠，适用于近身相搏，说明巴人擅长于短兵相接的格斗作战。
中国古代民族中，能征善战的民族不少，巴人即是其中之一。从李家坝等巴人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青铜戈、青铜矛、青铜剑、青铜钺等兵器，可以想见手执兵器的巴人武士作战时的威武形象。
巴人在作战中具有特别的战俗。《华阳国志·巴志》《白虎通·礼乐》等记载了巴人在随周武王伐纣时“歌舞以凌”，即运用歌舞来辅助作战的特点。周武王起兵伐商，巴人之师随征，用战歌战舞来威慑敌人、振奋自己，战歌令敌丧胆，战舞伴随着利剑，所向披靡。克殷之后，周武王下令在模拟巴人战舞动作的基础上创作舞蹈，即著名的“大武舞”。巴人以歌舞辅助作战之俗在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了一定验证，1960年在湖北荆门的一座巴人墓葬中曾出土了一件青铜“戚”，上面铸有表现舞蹈的人形图案。有专家认为，这是巴人在跳战舞时的用具。
巴人这种“歌舞以凌”的战俗，在近世西南少数民族中还有遗存。据著名学者汪宁生的调查研究，云南的景颇族和四川的彝族曾有类似战俗。
实际上，到春秋后期，巴人的势力已在走下坡路。常年征战使巴人元气大伤，在楚国的压力下，巴人的活动中心向西转移。领地虽在退缩，但巴人保卫家园的豪气仍旧气壮山河。史载春秋时期，巴国有乱，巴国将军有蔓子请求楚国出师平乱，并以“许与三城”为条件，楚王遂派军救巴，巴乱平息后，楚国派使臣前来要求有蔓子履行诺言，有蔓子为保住三城，决定以自己的头颅答谢楚国，“乃自刎以头授楚使”。楚使回报，楚王叹道：“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巴蔓子之举，令人回肠荡气！
巴人的消失
骁勇善战的巴人在春秋时期以后的数百年中，不断被其他民族融合，最终消失。虽然其消失的过程难以清晰考察详细探究，但仍可以从史书的记载和考古材料的发现中寻其大概。
郢中有巴人——楚文化影响。先秦时期，楚国在巴地之东，其间虽杂有其他民族，但巴人与楚的关系密切，也互有攻伐。特别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后，随着楚国的强大，巴地成为楚人扩张的对象，在楚国的强力压迫下，巴人不断向西退缩。不论巴楚的关系是和是战，相互间的紧密联系导致了持续的文化渗透。《楚辞》曾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楚人瞧不起善歌的巴人，但许多楚人又会唱巴人的歌，多么矛盾又有趣的现象！这个“下里巴人”的故事说明，在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中，巴人不少。楚人在春秋末期已华夏化，而楚巴交流的频繁也正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可以想见，楚人华夏化的过程对巴人不无影响。近些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重庆市忠县发现了众多的战国中晚期楚人墓葬遗址，出土了不少楚式器物，这些遗存说明了楚文化对巴地的影响。
开明王巴蜀——蜀人的影响。巴地之西为蜀地，由于地理相连，巴蜀联系较巴楚更为紧密。从经济发展的程度看，占有广阔成都平原的蜀人明显比巴人高，蜀人对巴人的影响因此也更大。在巴地、蜀地考古发掘到的许多器物中，都存在着共同的特征，故在考古学上有“巴蜀文化”一词的联用。但巴人与蜀人也经常发生战争，史书中多有“巴与蜀仇”“巴蜀世战争”的说法。蜀国开明王朝后期（战国时期），巴地曾一度为蜀人所据，蜀国控制了整个川东川西地区，出现了开明王巴蜀的盛世，蜀文化对巴人的影响进一步得到扩张。考古发现，在一些巴式器物上有蜀器纹饰，不少巴式青铜剑、青铜戈、青铜钺在形制上与蜀剑、蜀戈、蜀钺非常相似。巴地考古中还发现了不少蜀文化器物，这些都可以看出蜀文化对巴地影响的深厚。
秦汉经营巴地——中原文化的影响。巴、蜀之争给秦国的入侵创造了机会，公元前316年，秦国从进攻楚国的战略出发，派大夫张仪、司马错等率大军从石牛道进攻蜀、巴地区，该年蜀国被灭，后巴地也被秦国所据。秦国统治巴地后，迁移大量秦人于巴，说秦语、行秦俗、开阡陌、修水利、发展工商，并在巴人的活动中心江州（今重庆）、阆中等地修筑城池。秦国以及后来的秦朝对巴人的统治采取了郡县制与羁縻统治相结合的政策。一方面，设立了郡县，派遣官吏治理；另一方面，通过册封仍以巴人部落首领为酋长，继续管理巴人，实行酋长与秦通婚、减免巴人赋税等政策。秦对巴地的经营治理，使先进的中原文化在此得到传播，而巴人土著文化在逐渐地减弱，巴人处于向华夏民族融合的过程中。
汉朝建立后，沿秦之制，继续实行郡县与羁縻相结合的统治制度，巴人的部落制度仍得以保存。但汉政权对巴地的开发治理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则又远非秦朝时所比。经济上，巴地本土肥水美，山木多珍，盐池富饶。到汉时，其农、林、果、蔬、畜、鱼等业已较兴旺。《华阳国志·巴志》云：“巴地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盐业发展也很迅猛，盐井遍布巴地。文化上，汉政府在巴地兴教办学，传播汉朝正统思想和汉文化，出现了“巴蜀好文雅”的气象，巴地汉文化水平得到提高，“蛮夷之风”渐消，大量巴人日趋汉化，融于汉民族之中。
巴人后裔今何在
唐宋以后，巴人的行动已较少在史书中出现，尔后则消失得无影无踪，巴人曾经建立的部落国家随着巴人的衰落也早已烟消云散。巴人的踪迹如何，成为历史学家的难解之谜。
1955年，著名学者潘光旦发表《湘西北“土家”与古代巴人》一文，首先提出了土家族是古代巴人后裔的猜想。这一大胆的猜想对于认识土家人与巴人的关系意义非凡。在此后的研究中，这一说法逐渐为许多学者所认同。学者们认为，古代巴人大部分融合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中，但仍有少部分生活在大山深谷中的巴人在后来的历史中仍然保留着一些独特的文化特征而延续下来，这部分巴人的后裔可能就是今天的土家族。
土家族木雕傩戏面具，上海博物馆藏。 昵图网 供图
从生活地域而言，今天的土家族主要居住在山峦连绵、河流密布、峡谷幽深的湘、鄂、川、黔四省接合部，其中川东南地区居住有数十万人。这个地区曾是巴人的主要聚居区，故土家人的生活地域与巴人相近。就地域而言，苗族也生活在古代巴人活动的区域，也许有一部分巴人融入了苗族之中。
土家人的许多习俗也与巴人有诸多相近之处。在湖北清江流域等地居住的土家人至今尚保存有崇拜老虎的遗迹，他们把老虎叫作“老巴子”，视虎为自己的祖先，土家族小孩戴的帽子也呈虎头式样。土家人织锦中有“台台花”（即祖宗花）图案，形状为虎形。
土家人能歌善舞，而巴人也是一个崇尚歌舞的民族。唐代和宋代的巴渝、荆楚之地盛行“竹枝歌”，包含有山野之曲、婚嫁歌、祭祀歌、占卜歌、踏歌等民歌题材，这应是古代巴人流传下来的歌曲。竹枝歌含思婉转，格调清新，为唐代不少诗人所喜爱。刘禹锡等人将其收集整理并演变成“竹枝词”诗体，他所作的《竹枝词》中“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等，成为千古绝句。与刘禹锡同时代的大诗人白居易也曾写出了“竹枝其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这样流芳后世的竹枝佳句。“竹枝词”至今流传，今天仍可以用土家族民歌的曲调配唱刘禹锡的竹枝词。土家人在祭祀时的摆手舞与巴人征战时的舞蹈非常接近，摆手舞中的“大舞”一节，舞者持长矛、木棍等武器，作格斗的姿态，这与巴人在战斗中的击杀劈刺的舞蹈动作如出一辙。摆手舞中还有巴人“踏歌”的遗风。土家人的建筑以干栏式吊脚楼最具特点，而巴人也采用干栏式建筑。
在对土家人与巴人的诸多相似的外部形态进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还采用分子生物学的现代科技手段对土家人与巴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近年来，人类学家庄孔韶等通过对秭归县的一个土家族谭姓家族的村民身体内抽取的DNA样本，和当地的一个明代墓葬中墓主人身上提取的DNA样本进行分析比较，初步结果表明这个谭姓家族群体与明代该墓葬中的人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明代以前的情况又如何，尚需进一步研究。
尽管土家人与巴人有诸多相似的文化特征，但上千年的历史间隔及发展变迁已难以从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将今日土家人与古代巴人完全对应起来，笼罩在巴人消失上的重重迷雾还有待于进一步拨开，探寻巴人的踪迹仍然需要经过一条漫长的道路。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本文载于《中国民族教育》2018年第6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