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最能直观展现问题的严峻
2002年，韩国色情产业年据传产值已突破100亿美元，约占GDP的4%，与当时农渔牧业总产值相当；2011年，其人均色情消费据传位居全球第一，从明面上的红灯区到KTV、理发店伪装的隐蔽场所，再到“飞机屋”“亲吻屋”等特殊业态，色情产业已渗透社会肌理。
一系列震惊世界的案件，更撕开了产业背后的罪恶，2009年，女星张紫妍留下的遗书，让人第一次直观的感受到她的绝望，；2019年“胜利门”事件曝光，男星李胜利经营的夜店暗藏黄赌毒与偷拍交易，牵扯出来的腐败网络，还有2020年N号房事件，频频刷新了人性底线。
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韩国色情产业的顽疾，根源深植于一段屈辱的历史，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后，日本在朝鲜半岛推行慰安妇制度，二战期间至少10万名当地女性被迫沦为性奴隶，为产业埋下罪恶种子。
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军的进驻让悲剧延续——李承晚政府为换取经济援助，默许甚至鼓励女性为美军
提供服务，1953年相关从业者激增至35万人，其中60%集中在美军基地周边，被冠以“洋公主”的屈辱名号。
真正让产业合法化的，是朴正熙政府
1961年上台后，面对仅82美元的人均GDP，他将色情产业视为“创收捷径”，1962年下令开设官办慰安所，甚至培训女性学习英语与礼仪以服务美军，当时的媒体竟将这些女性称为“民间外交家”，宣称她们的“牺牲”能助力国家振兴。
这种国家层面的纵容，让色情产业从生存需求彻底沦为政策默许的灰色地带，从上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不计其数的韩国女性卷入其中。
历史的惯性之外，社会与制度的缺陷更让产业难以根治，2004年卢武铉政府颁布《性买卖特别法》，将买卖双方均列为处罚对象，却引发巨大争议——有人认为这侵犯了“性决定权”，更忽视了从业者的生存困境。
法案实施后，财阀暗中推动产业转型，不仅将从业者转移至海外避风头，还将交易场所从江边小屋迁至写字楼内的会所，2004至2014年间，这类“休闲屋”从3万家增至4.5万家。
性别歧视与财阀垄断则构成了产业的温床，2020年韩国男性薪资比女性高出31.5%，其中不少职场女性遭遇过性骚扰，大量女性因失业、家暴等问题被迫投身色情行业。
而掌控经济命脉的财阀既是核心消费者，又是幕后保护伞，他们操控舆论、干预司法，让扫黄行动沦为“表面文章”，连推动法案的卢武铉最终也遭政治清算。
汉江中的伟哥成分，不过是韩国社会病态的缩影，从日本殖民的创伤到美军驻留的影响，从政府的短视政策到财阀的权力寻租，多重因素交织让色情产业根深蒂固。
韩国的教训警示我们：一个国家的文明底线，从来不是靠“儒家正统”的口号标榜，而是依赖对历史的敬畏、对人权的尊重和对特权的零容忍，当女性尊严成为利益交换的筹码，这样的“繁荣”终究沾满血泪，难以长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